与张艺谋之前的作品相比，《秋菊打官司》的问世，象征着张艺谋电影风格的改变。因为张艺谋之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作品都是讲述一个发生在过去、完全虚构的故事，让观众觉得很陌生，而《秋菊打官司》是一个发生在现实社会的故事，并且片子以纪录片的方式拍摄，这就产生了一种真实感。然而影片的艺术内涵不止在于纪实的叙事，更在于纪实叙事与虚构叙事之间较好的融合，使之成为一部成功的“半纪录片”。

在这部影片中，很明显张艺谋舍弃了之前惯用的空间造型手法，而把重心转移到了叙事和塑造人物形象上了。对平实、自然的艺术追求，很好的表现出了农村原生态的生活面貌。

在影片中，张艺谋用纪录片的形式拍故事片，并且将偷拍和表演相结合，始终坚持全部采用实景拍摄，绝大部分的偷拍、抢拍以及大量运用自然光。导演事先不做准确的分镜头，演员事先也不知道机位在哪，现场的群众也不知道有人在给自己拍电影。因此在一些大场面的镜头中，导演和摄像都隐藏起来，大街上的人流都处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人人穿行神态自如，丝毫不做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来找李公安登记结婚的那一对夫妇，因为采用了非职业演员，他们那羞涩、腼腆、憨厚的表情是那么的真实。还有妹子走失时，秋菊在闹市里急的团团转的那一段表演是被摄影师抢拍下来的，这些都为演员生活的塑造人物创造了真实、质朴的环境，也确保了该片纪实风格的完成。

影片中除了秋菊、秋菊丈夫、村长和李公安等主要演员外，其余的都采用的非职业演员，秋菊妹子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她是当地一个中学的学生，是导演专门设置的一个人物，这是一个原著所没有的人物，然而也正因为虚构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始终伴随在巩俐的旁边，才很好的拉动了巩俐，使得她的表演更融于农村妇女这一角色设置。

纪实的叙事也营造出了逼真的时代氛围，比如说县里的卖画市场，将明星像、毛主席像、风景画等摆放在一起，杂乱的同时也充满了生活气息，让观众感受到这个小县城的时代气息。叙事在这种原生态的生活中展开，就使得本来环环相扣、波澜起伏的剧情显得趋于平静，充满了纪实风格。

这部电影贵在纪实的叙事中加入虚构的叙事，而二者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在音乐方面，秋菊每一次出门告状的时候，就会响起一句“走喽”的这种类似秦腔的音乐，这个音乐有一个提示秋菊告状次数的作用，同时也营造出了一种幽默的氛围，符合电影轻喜剧的风格特征，这就是张艺谋通过纪实的形式和非纪实的音乐相融合获得的意外的结果。

同时，导演将原著中的女主人公改为一个孕妇形象，我认为是神来之笔。这一造型的塑造虽然有点夸张，但巩俐的表演给人感觉很真，这个形象加深了秋菊“报官”之路的艰难与沉重，这就会自然而然的引起观众很大地关注和同情。也正是因为把女主改成了一个临产的产妇，所以才有了以后致命的难产，也才有了村长的救急之恩。孕妇的造型，造就了观众对秋菊的关怀，也造就了观众对秋菊“要个说法”的理解和希望她能打赢官司的心理期待，而村长的救急之恩，则显得秋菊的“打官司”似乎不通人情了。而影片后面秋菊因为自己如愿生了个儿子，而这得益于村长的帮助，所以原谅了村长，让村长去喝满月酒的时候，村长却被自己的上诉成功而拘捕了。官司是秋菊要打的，但她却掌握不了官司的发展和结局，这样秋菊心里最终的尴尬、无奈、内疚和苦涩也就不了了之。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导演这次安排的“虚构叙事”，有了这个“虚构”，才使得影片的思想内涵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影片还有一个“虚构”是将原著中的卖猪进城改成了“卖辣椒”。火红的辣椒与张艺谋之前爱用的红高粱、红灯笼、红布等一起表现出了他本人的偏好和习惯，但同时，这个改动也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辅助作用，红辣椒其实是和秋菊这一人物的处事火辣、倔强相对应的。

虽然影片的虚构叙事和纪实叙事有了很好的融合，但我个人认为二者也有矛盾的地方。影片过分虚构了秋菊打官司的顺利程度，她遇到的人似乎都是好官好人，似乎整个社会都在给她帮忙，然后这桩“民告官”的官司也顺利打赢了，公平正义得以伸张。然而现实生活中有“民告官”胜利的例子吗?我们心中肯定都知道答案。而且秋菊处在自己怀孕即将临盆、大雪封路、没有现金、村民压力、与丈夫吵架等各方面的前提条件下，还仍然一趟趟的出门报官，她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她所谓的“讨个说法”，这个情节推动似乎不是很有说服力，秋菊满可以不用一次次的进城去讨说法。

虽然存在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秋菊打官司》这部作品较好的解决了那些与张艺谋同一代的导演未能完善处理的虚构叙事和纪实叙事之间的融合，因此，我认为这部影片在电影叙事学上是一部优良的、成功的范例，值得我们借鉴学习。